30 多年前，在我接触中国哲学之前，我就试着明确地表达这种叙事性的自我观念。当时，我反对的目标是康德式和罗尔斯式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无约束的自我。如今，当我放眼东方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儒家传统产生了共鸣，即便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迈克尔·桑德尔，《遇见中国》

迈克尔·桑德尔

迈克尔·桑德尔1943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讲席教授之一。

虽然桑德尔是科班出身的学者，但是并不是那种待在象牙塔里的，他有三本颇有知名度的著作，都涉及公众热议的话题

其讨论基因技术的通俗著作《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以及《金钱不能买什么》让他成为全球知名度极高的政治哲学家。

他的著作和哲学思想总是在引发我们对道德、社会、未来更多的思考。

2016年，桑德尔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哲学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探讨。与会专家从中国哲学当中有关德性、家庭、共同体等观念出发，反观桑德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它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可能性关联和冲突。

桑德尔针对这些批评或思考，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后来，各位学者的与会论文与桑德尔的回应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本《遇见中国》。

桑德尔的核心哲学思想

让我们先来思考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

假设你是一名有轨电车司机，你开的有轨电车突然刹车失灵，可你看到前方有五名工人在前方工作，他们来不及撤离，眼看五个生命就要瞬间消失，你却同时注意到铁轨有一个岔道，但那里也有一个来不及撤走的工人在工作，你的电车方向盘没有坏，你现在只剩下两个选择，为救五人而杀一人，或者因救一人而杀五人，你会选择哪一个？

接着，第二个场景是：

假设，现在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桥上的旁观者，你的身边正好站着一个超级胖子，你目睹一辆有轨电车正失去控制，就要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名工人，而你所在的桥恰好横跨铁路，你发现，只要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挡住火车，那五名工人就可以得救，你同样有两个选择：为救五人而杀一人，或者，什么也不做，让那五名工人死去，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哪一个做法更符合正义呢？

这就是著名的岔道困境，曾引发了持久的争论，同时，也吸引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参与。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的时候，为什么某些极端组织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

究竟怎样才是正义、良善的生活？这是个巨大的命题，谁也不敢贸然作出断言，能否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既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桑德尔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回到前面的岔道困境，似乎我们有两种考虑问题的选择。考虑行为所产生的的后果，这导致倾向于以相对较小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利益。或是，考虑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促进人类总体幸福的最大化是目标，因此，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应该被尊重的。就上述那个例子，按照这个推论，就应该选择牺牲一个人挽救五个人。而桑德尔则反驳了这种看法，原因有两个：

第一，如果仅仅考虑人群满意度的总和，就无法尊重个体权利。加入少数人的痛苦能换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快乐，侵犯他们的权利，是正当的吗？

第二，为了衡量和计算各种各样的幸福和偏好，需要一个统一的尺度，然而，是否所有价值都能纳入计算呢？

桑德尔说，争议的关键不是权利是否重要，而是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确认和证明。

争论不在于是个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还是群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而在于支配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否能够保持中立。

总结起来，桑德尔的核心思想，就是关注人民福利，塑造公共德性，促进社会团结。

桑德尔的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和自由主义并称当代西方两大思潮之一。在介绍社群主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主义。